董耀会：从山海关徒步嘉峪关

2024年，董耀会再次徒步长城。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杰

1980年的长城还有些“落寞”，人们对长城的了解可以用不多、不够甚至没有来形容。那时候20岁出头的董耀会是河北省秦皇岛市电业局的一名外线工，他眼里的长城是具象的，是在野外架设高压线路远眺时映入眼帘的蜿蜒曲折、城墙残破的样子。

徒步长城的想法就是这样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如果我能在长城上留下一行完整的人类足迹，把这一路看到的长城保存情况用文字、图片记录下来，再把一路上的人和事写成文学作品，那肯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为了将文艺青年的理想变成现实，他和同伴准备了两年。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关于长城的记载少之又少。然而，无料可查、无处下手没有让他们退缩，反而更加坚定，“如果什么都有了，我们还做什么”。1984年，董耀会和同伴终于踏上了徒步长城的旅程，面对未知，他们并不恐惧，“一步一步走就是了”。

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历时508天、徒步7400多公里，成就了他们关于长城的首部作品——《明长城考实》。

而这，仅仅是董耀会与长城故事的开端，谁也没想到，一次源于文艺青年的先锋之举，成为董耀会坚持了大半辈子的事业。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听到这个问题，董耀会一笑，“不需要坚持，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最初徒步长城是一件特别自我的事情，真正走过长城、了解长城后，就变成了一种责任、担当，如果不为长城保护做些什么，就觉得愧对了长城、辜负了长城”。

这一路，他们受到村民们热情地帮助，也看到了大家因为对长城认识不足而破坏长城的行为。尽管长城在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在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因为大段的长城处在偏远的乡村，人们并不知道长城的珍贵，此时的长城早已卸下了抵御外敌的历史使命，成为周边居民“靠长城吃长城”的存在。

早年间，居民在长城本体及周边区域进行生产建设活动、挖取山石、农作物耕种和灌溉等，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是在破坏长城。面对询问，有人一脸怀疑，长城在北京呢，我们这就是个边墙。那时候董耀会看到的明长城只有三分之一的墙体保存得比较好；有三分之一已经倒塌了，成遗址了；还有三分之一，连遗址都没了，已经彻底消失了。

董耀会把长城比作老父亲，在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之下不断衰老，为了让这位老父亲长寿些、再长寿些，董耀会把让大家知道长城、了解长城进而保护长城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

1987年，董耀会参与创建了中国长城学会，其使命为研究长城、保护长城、宣传长城、利用长城。董耀会的大半辈子也是如此，为传播长城文化奔走呼吁。2006年，为了完成《中国长城志》的编纂，董耀会辞去了中国长城学会和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2016年，灌注了多位专家心血的首部全面记述长城的历史文献《中国长城志》完成。

60岁的时候，董耀会给自己定下新的目标，为了长城事业陪年轻人一起成长和奋斗30年。那一年，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涵盖长城历史、军事、地质、地理、生态、文化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机构，董耀会担任首任院长。而后又成立了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这几年他一直努力，期望更多的高校以各种形式参与进来，为长城保护培养年轻人才。

2024年，67岁的董耀会再次徒步长城。让他欣慰的是，人们对长城的认知和保护意识，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董耀会始终认为，长城的保护不仅需要政府力量，更重要的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进来。这其中有志愿者，也有曾经向长城“伸手”的村民，长城脚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因为长城资源获益，他们也自发成为长城保护者。

梅景田：一巡就是几十年

80岁的梅景田（前）还时不时登上长城。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杰

40多年前，在北京八达岭长城脚下的石峡村有一位中年人，因为自发保护长城而被调侃“闲得没事干”，他就是石峡村村民梅景田。

石峡村位于北京延庆八达岭镇西南部，在八达岭古长城和石峡关长城脚下，三面皆被长城环绕。村民在长城脚下出生、成长，这里是他们年幼时攀高爬低的游乐场，也是他们长大后建房造厂、盖猪圈的取材之处。

村民熟悉这段长城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梅景田也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梅景田到白河水库工地干活，这一去就是7年，偶尔回来一两天也顾不上登长城，但是他常常梦见长城的样子，“我们对长城的感情不一样”。

等1979年梅景田结束工程回到村里，长城已经完全不是印象中的样子，有的边墙坍塌了，有的砖墙没有了，有的城楼直接被炸毁了……

“太晚了！”80岁的梅景田提起当时的情况，依然充满遗憾，“有人在长城上刻下哪个省市县的×××到此一游，还要刻上日期，一块砖不够刻，要用上两块；还有人直接把墙砖搬回了家”。

从那时候开始，这段长城上多了一位保护人。务农之余，梅景田每月都会带上水、干粮，背上镰刀去长城上巡逻，清理杂草、垃圾，既要防火又要防止有人“拆大砖”，还要阻挡游客攀爬、刻字、破坏。没有工资、没有保障，甚至支持者寥寥，一个人一条道一年报废七八双胶鞋，一走就是几十年。

有一次，延庆区的文管部门到石峡村查看长城的情况，工作人员对梅景田说：“老梅，你得坚持。”如今有些耳背的梅景田大声重复着那句话，“我就记住他那句话了，让我坚持”。

2006年，情况有了改变。梅景田担任村委会主任的时候，常常在工作会上强调保护长城的重要性。那一年，他提议成立石峡村长城保护协会，“谁要参加就报名，没报酬，纯属自愿”，梅景田会上再三强调。

让人惊喜的是，响应者众多，常住人口只有100多人的小村庄成立了80多人的保护协会。人们的想法单纯，就像如今石峡村村口的那句话：“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也是在那一年，《长城保护条例》施行，这是第一次在综合性法规之外为一个单项文化遗产制定的专项法规，开创了文物专项立法的先例。有了法制保障，大家保护长城的时候腰杆都挺得更直了。

梅景田见证了长城保护的从无到有，也见证了“正规军”的诞生。2019年，石峡村招聘长城保护员，通过笔试、面试、体能测试，梅景田的外甥女刘红岩和女儿梅兰芬先后成为长城保护员。带上工作证，穿上统一的橘色马甲，拿上镰刀、手锯、垃圾夹，背上装着急救包和干粮的背包，她们和其他五位长城保护员踏上了父辈走了大半辈子的长城保护之路，“从老一辈手里接过守护长城的重担，可不敢对不起长城，对不起老人们几十年的努力”。

张鹏：爱长城也有点怕长城

张鹏向记者介绍三道关长城。

□ 《法治周末》记者 郑超 文/图

张鹏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长城保护员，他对长城再熟悉不过。

山海关长城的变化和现状都印在张鹏的脑子里：哪里的城墙“全是老的”，哪里有“新补的豁口”；一段时间内，城墙发生了哪些细微变化；目前长城两侧有哪些地方正在进行施工；每隔几公里，长城的建筑风格有哪些不同；雨后，哪段长城上能看到最美的云海……

张鹏爱长城，敬长城，甚至一度有点怕长城。说怕，是因为他发现与长城有关的知识太多，涉及文化、历史、地理、军事、建筑……张鹏怕自己学不过来。一次活动中，有专家提示他，要在实践中认识长城，了解长城，不要仅靠资料去“研究”长城，他这才释然。

秦皇岛市是长城保护员制度的首创地。2003年，这里首创长城保护员制度。2006年，这一制度写入国务院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

张鹏说，长城保护员是一份兼职工作，“有补助，但不多”。与一般的志愿者相比，长城保护员肩上的责任更重。

山海关长城全长27.639公里，平时由长城保护员分段、定期进行巡查。遇到下雨、下雪等特殊天气以及暑期游客增多的时候，长城保护员还要增加巡查的次数。

张鹏从小就喜欢爬长城。成为长城保护员后，参加与长城有关的公益活动，爬长城捡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拍照记录长城，成了他的生活日常。

山海关区内，有17公里的山地长城由张鹏负责巡查。在张鹏的手机里，与长城有关的群聊有十几个。其中，长城保护员工作群的每个成员会定期往群里发巡查记录。

“简单而言，我们的工作就是观察长城有没有‘生病’，有没有‘受伤’。”张鹏说，“比如，雷雨天气后墙体有没有发生鼓闪、坍塌损毁？游客多时有没有人为破坏？我们及时发现，及时反馈，便于文物部门及时进行抢修。”

20年来，秦皇岛境内223公里长城沿线留下了长城保护员的足迹。他们陪伴着长城的晨昏与四季，长城也融进了他们的生活。

作为“85后”，张鹏曾是山海关最年轻的长城保护员。如今，团队中加入了比他更年轻的人，这支队伍越发有活力。

谈及对长城的感情，张鹏这样形容，“还像处于热恋时那般浓烈”，而且，“我还在不断发现‘她’身上新的优点。”

郭颖：给长城文物找归宿

郭颖（左）踏查山海关北部山地长城。

□ 《法治周末》记者 郑超

1984年，一场“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掀起了保护长城、修复长城的热潮。活动开始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的长城修复工作提上日程。

长城保护修复是博物馆展陈的重要内容。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副馆长、山海关区长城学会会长郭颖说：“40年前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让长城保护意识开始深入人心，我们要将40年前的那场活动以及40年来的长城保护修复，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山海关区角山山麓，离腰铺九号敌台不远，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工程之一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已展露全貌。该馆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占地106亩，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

郭颖非常熟悉藏品背后的长城保护、修复故事。作为文物征集工作的专班负责人，郭颖与许多社区工作人员及市民建立了直接联系，切身体会到市民的捐赠热情。

“您看看这个有没有用？有用就拿走。”现在，还不时有人给郭颖发来实物照片，如是问询。

2022年底，尚在建设中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面向社会征集文物，消息一经发布，便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他们从来不要一分钱。”郭颖说，在很多市民的朴素认知里，把东西捐给博物馆，就是“给它找了一个好归宿”“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比放在自己家强多了”。

刚接手博物馆工作时，郭颖曾感到“有压力，没方向，不知道怎么办”，在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后，郭颖顿觉自己有了“强大靠山”。

一人进行捐赠后，还会带动他周围的人。很多市民纷纷拿出家传的“好东西”捐给博物馆，还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把跟长城有关的老物件买回来，再进行捐赠。

郭颖记得，有市民捐赠了家里老辈传下来的明代竹节炮，目前这件文物已经上展；有市民搬来了自己家厨房腌菜缸里有特殊凹槽的压菜石——长城石夯；有人在整修自己家院落时，发现有很多墙砖上面“有符号”，随即给博物馆发来照片。

就在不久前，一名长城摄影爱好者给博物馆带来了他从长城上发现的一枚残破的石雷。“这枚石雷从中间断开，它的珍贵之处在于，里面还留有当时的芦苇秆。”郭颖解释道，据史料记载，石雷用石制成外壳，内装炸药，通入芦苇，引信则从芦苇内穿入。石雷在全国各地长城考古过程中都有发现，但仍有芦苇秆的石雷却十分罕见。

截至目前，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馆藏达5399件，已经上展1833件。其中，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共征集社会各界人士无偿捐赠的10大类423件藏品。“许多藏品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极大地丰富了馆藏文物的数量和类别。”郭颖说。

北靠长城，南望大海，这座长城主题的博物馆主体建筑融于山海关长城的城堡体系中，恰与山海关历史文脉统一。

郭颖表示，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将成为长城精神、长城文化和长城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资源的集中展示平台，成为新的长城文化地标。

博物馆的建设也带动了山海关北部山区多个村落的发展，郭颖说，未来，博物馆还会进一步促进山海关区北部发展，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

尚珩：感受长城的温度

尚珩参与和主持多项长城考古发掘工作。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杰

许多人从第一次登上长城，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城向他们展现了不同的魅力，或雄伟，或沧桑，而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尚珩眼中，长城是温情的，有烟火气的。

尚珩与长城的相遇并没有什么特别，1991年，7岁的小游客尚珩第一次登上北京八达岭长城，就被看不见来处、望不见尽头的长城深深吸引；1995年，15岁的尚珩在家人的陪同下徒步野长城，从古北口到司马台，3天时间，尚珩深刻感受到长城别样的魅力——古朴的、自然的、鲜活的、残破的、引人思考的长城。

此后，他跟爷爷、跟驴友、跟同事无数次登上长城，因为工作，更因为热爱。这些年来，他徒步考察了北京、河北、天津、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长城，行程超过3000公里。大多数人对长城的了解始于雄伟壮丽的外观，终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然而尚珩心里的长城不仅如此，他说：“希望人们到长城参观游览时，不仅看到雄伟的长城建筑及遗迹，还能了解更多的长城故事，感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2007年，正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的尚珩，听说山西启动长城资源调查后立刻报了名，那是他第一次以“专业人士”的眼光看待长城。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跟着调查组跑了十几个县、几百座烽火台，初步明确了长城烽火传报体系。

2010年，尚珩进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工作，10多年间参与和主持了多项长城考古发掘工作，完成“中国历代长城研究”“明代蓟镇长城防御体系考古学研究”“山西长城碑刻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等研究项目。通过这些考古研究项目，可以推测出戍边士兵们在长城上生活、训练、御敌的模样，泥垒砖砌的长城一下子充满了温度。历经春秋战国、秦、汉、唐、明等12个历史时期，长城断断续续修建了两千多年，短短一句话随着长城考古的深入变得鲜活。

工作之余，尚珩一直参加与长城相关的公益活动，为孩子们讲课、培训长城保护员……说起长城保护，尚珩如数家珍，这些年来，他不是在长城上就是在去长城的路上，见证了长城保护的诸多变化，也见证了长城保护修缮理念的更新和进步。

近年来，关于长城保护的项目越来越多，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投入使长城的许多地方都得到了及时修缮，有了国家的重视和资金支持，长城的保护和研究也在不断深入。2021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启动长城保护研究性修缮项目，保护长城不再是“孤军奋战”，在勘察前期引入考古，并将考古、遗产保护、结构、材料、植物、水环境、测绘、数字化等多学科协同研究贯穿全过程，多领域专家组成团队，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建议，使长城得到最大程度地保护。

长城保护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事儿，这一路，同行者不断加入，而尚珩与长城的故事还在继续。

吉双喜：修缮“尽量不垒新砖”

吉双喜有40多年长城修缮经验。

□ 《法治周末》记者 郑超 文/图

“就在这里。”

7月5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吉双喜比约定时间提前到达了位于角山长城景区外的腰铺九号敌台。烈日下，他站在山坡上，边打电话，边向记者招手示意。

2020年起，文物部门对腰铺九号敌台及其南北两侧长城共980米进行保护维修工作，吉双喜参与了此次修缮。去年10月，山海关长城保护展示工程——腰铺九号敌台修缮工程完工。

吉双喜有40多年的长城修缮经验。他曾担任山海关区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科科长多年，先后参与老龙头长城、山海关古城、角山长城等项目的修复、复建工程，退休后被文物部门返聘，继续从事长城修缮工作。

腰铺九号敌台为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增建，是山海关境内43座敌台之一，与其南侧的北翼城形成犄角之势，在历史上，是山海关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眼前的腰铺九号敌台是空心的、残破的，墙体透露出古朴本色，稳固矗立在山坡上。吉双喜指着墙缝间的白灰，向记者介绍城墙修缮的痕迹。

在实际修复中，施工队优先采用补砌、拆砌、剔补、支护、灌浆、补勾灰缝等传统保护加固措施，对墙体空鼓、悬空等影响结构安全的病害，则采用锚杆灌浆加固、钢板承托等方式方法，确保工程质量。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再到研究性保护，近年来，对长城本体的保护工作不断升级。遵从“最小干预”，保持长城“最初的模样”，成为现在长城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理念。

“最小干预”和“保持原状”，为的是最大限度保留各时期历史信息和长城历史风貌。早些年，对于这样的修法，吉双喜有点接受不了，“既不封顶，也不铺地面砖”“修了跟没修一样”。

但在一次次修缮中，吉双喜逐渐理解了“尽量不垒新砖”的意义，“新砖从远处一看，就知道是后期加上去的”，而保持原貌的城墙，乍一看有点“残破”，看久了却“很有感觉”。

几年前，河北率先出台了长城保护法规，《河北省长城保护办法》和《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分别于2017年、2021年施行。其中规定，长城保护应当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保护长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历史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