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兵姜思章回忆起一生，觉得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台北空军看守所里面的一名死囚。

他姓任，是一名空军战斗机驾驶员，年轻，英俊，富有学识和修养，和当时那些出身非富即贵的空军飞行员一样，站在人群之中就令人瞩目。

姜思章那时候才19岁，1950年，14岁的他被抓壮丁抓到了台湾，他就一直激烈反抗着，他想爹娘，他要回家，他在白色恐怖之下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被人视为“大逆不道”。

而这位任先生为了回到大陆，做出的事情更是让姜思章钦佩：他直接开着桃源机场的一架飞机就要冲回大陆，也许是因为太过紧张，飞机竟然刚刚起飞就出了故障，他得不得惊险地停在了跑道上。

任先生只是简单地说着这段逃亡经历，但到底逃到哪里，谁来接应，任先生讳莫如深。

看着年轻的姜思章被国民党监狱折磨得不成人形，又饿又绝望，任先生教他英文，教他跳舞，讨论政治，谈论历史，甚至各地的风土人情……这让姜思章第一次在台湾有了真心的朋友。

一天晚上，任先生对他说：“你要充实自己，让自己成为有思想有知识的人，不要去做鲁莽无谓的牺牲和抗争，要学会智取。现在国民党威权统治，腐而不朽，死而未僵，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撼动他。”

任先生说的每一句话，姜思章都听了进去，他将他视为人生的导师，视为相依为命的兄长，即便在30年后，姜思章在台湾策动老兵返乡运动、老兵争取权益运动之时，脑海里依旧是任先生的这段话。

姜思章不止一次怀疑过，面前这位有着远大抱负和一身秘密的青年才俊，其实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

一天清晨，所有人都还在熟睡，牢房门突然被打开，一大批宪兵涌进来将任先生带走了。

一切都很仓促，任先生只来得及对姜思章说一句“保重”，姜思章瑟瑟发抖，只能含泪低头，在心里默默和任先生道别。

很多年后，姜思章对任先生仍然会有天真的假象：万一任先生“叛逃”成功，大陆就会又多了一名架机起义的英雄。而现在，任先生只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甚至不会留下真实的姓名。

14岁被抓壮丁来到台湾，40多岁才得以回到家乡，30年来，姜思章吃了不知道多少苦，一切的隐忍和反抗，都是为了等到回家的那一个梦。

14岁被抓壮丁

姜思章是舟山人，原名姜文标。1950年，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可姜思章的家乡岱山岛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

姜思章在县城岱山中学上初一，寄宿在学校，生活无忧无虑。

没想到15日那天夜里，国民党军冲进了学校，发疯一样抓人，学校的老师们全都跑光了，高年级的男生们也提前得到了消息，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初一的男生们被抓了之后还觉得没什么，毕竟他们年纪还小，个子也矮，达不到征兵的标准，这些国民党官兵们果然把它们给放了，让他们赶紧收拾行李回家。

姜思章和几名同学走在回家的路上，正好碰上了一队抓不到人的国民党军队，他们根本不管这几个孩子连枪杆子的高度都够不上，就把他们被掠走了。

当时姜思章离家只有一华里，没想到短短的距离，他要用30年的人生才能走回去。

可怜的孩子们就这样被押上了船，姜思章穿着根本不合身的土黄色军装，他还有4个月才到14岁，没想到竟然成了一名军人。

被家人疼爱大的姜思章挤在船舱里面，有年轻人仗着水性好、身体强壮，从船上跳了下去妄想游回家，没想到砰砰两声枪响，海面上只看到一滩可怖的血水……

5月19日，姜思章和这群被抓来的壮丁，带着一身的污秽来到了台湾，为了活命，他们丝毫不敢反抗。

刚刚上岸，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蒋夫人率‘反共抗俄’妇联会干部欢迎舟山胜利归来的将士！”

姜思章根本管不了来的人是谁，他在船上已经饿坏了，有人发给他一袋米，他把袋子啃破了，抓起生米就开始啃着。

有人在他身边说：“快看，那就是蒋夫人。”

宋美龄穿着白色的旗袍，戴着白色的帽子，挥动着白色的手绢，在一阵阵“蒋夫人好”、“蒋总统万岁”声中慢慢走近。

而在姜思章眼里，她就好像是守丧的妇女。

宋美龄身边是一群穿着白衣黑裙的年轻女学生，她们对着衣冠不整的壮丁们热情地喊着：“欢迎欢迎！欢迎忠勇的将士。”

有女学生注意到个头矮小的姜思章，发出了赞叹声：“这么小就从军报国了，真伟大！”

姜思章一阵脸红，不知所措，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这里站着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从军的。

姜思章被安排到陆军十八师，每天清晨出操，每天只能吃两顿饭。

姜思章和同学王岳清因为军装不合身，经常落在队伍的后面，所以常常被教官殴打。

受不了这种折磨的姜思章和王岳清找到了一位熟悉的学长朱彪，朱彪因为是主动投军入伍，还有初中学历，所以被安排在无线电班，生活要比姜思章两人好很多。

国民党给“顽固分子”用了很多手段，因为刺青，这些台湾老兵在开放后有家也不能回

朱彪很讲义气，和自己的长官提议把两个学弟也弄进无线电班，结果被连长听说，朱彪生生挨了两个耳光。

朱彪还大胆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们逃出军营去找台北松山机场空军工兵部队的浙江老乡黄连长。

朱彪和黄连长熟悉，最起码不会让他们遭受虐待，黄连长那边正好缺人，就同意了朱彪的恳求。

于是，在一个傍晚，姜思章和王岳清逃跑了。

黄连长念及老乡的情分，收留了两个年轻人，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改名。

姜思章因为在岱山中学心仪过一个姓章的女同学，所以就叫“思章”。王岳清也学着姜思章，把名字改成了“王思国”。

无辜入狱三年

相比于绝大多数台湾老兵，姜思章有一点是比较幸运的，他在台湾彻底封锁之前曾经和大陆亲人通过一次信。

1950年11月，刚刚操练结束的姜思章正在休息，无意之间看到了身边的一张报纸。他是从来不看报纸的人，那天鬼使神差将报纸的角角落落都看了一遍，竟然在角落处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

这是父亲请上海的亲戚，上海的亲戚托香港的亲戚，香港的亲戚请台湾的亲戚王先生登报寻找姜思章的。

看着“姜文标”三个字，姜思章就像是重生一样，他没有敢声张，而是默默记下了王先生的地址，并且成功找到了王先生。

王先生嘱咐他不要将这件事对任何人讲，事关家人，姜思章连好兄弟都没有说过，给家人的第一封信件也没有提自己是军人，而是说自己在台湾念书，一切安好。

新北市台湾老兵墓地，寄存了数不清的单身亡故老兵的骨灰

姜思章一共收到了家里来的两封信，原来他被抓走送上船的时候，身怀六甲的母亲就站在岸边，挤在人群里看着瘦小的儿子被抢走，她除了放声大哭没有任何办法，回来之后就魂不守舍。

祖母因为长孙被抓走一病不起，不久后告别人世，临终前还在念叨着姜思章的名字。

看到祖母已经去世的消息，姜思章悲痛欲绝，只能含着泪跪在地上对着家乡的方向默默磕头……

然而，没过多久，国民党开始在台湾实施更为严酷的高压政策，台湾和大陆完全断绝了通信，30年杳无音信。

年轻气盛的姜思章因为太过思念家乡，经常会在别人面前流露出对被抓入伍的不满。

1955年，军队又进行了一次改编，部队来了一位新长官，他没有领导过技术兵，又想要立军威，就开始“整人”。

姜思章写信的事情也被人传出去了，他被新领导定作“思想不稳分子”。

一直对姜思章很好的黄连长被调走了，姜思章就没了依靠，同学们为了撇清关系，纷纷选择疏远他。

新任长官要拿姜思章“立威”，先是把姜思章调离了驾驶岗位，安排到了后勤补给单位。

到了新单位之后，姜思章发现还有特工人员盯着他，他给朋友写的信件经常会收不到，就是逛街的时候也会发现被人跟踪着。

抗美援朝战争后，国民党得到了一段时期的喘息机会，他们对军队的控制更加严苛，还开展了所谓的“以军作家”和“自愿留营”等运动，限制大陆来台老兵的人身自由，逼他们放弃自己的人生权益，为国民党卖命。

说起来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没有人敢不同意。姜思章本来就满腹不满，他想家，一切牢骚都是因为想家，一切反抗都是为了回家，他成了唯一一个不愿留下来的人。

部队领导不会当场发作，但很快，他们就找了个茬，把姜思章关了禁闭。就因为姜思章和一群老兵在吃饭的时候敲着木桶喊了几句“没饭了”，就被按上一个“扰乱军心”的莫须有罪名。

姜思章有了报复之心，他计划再次逃跑。除了摆脱这糟糕的环境，还幼稚得觉得自己跑了之后，折磨他的长官可以得到处罚。

他将对长官的不满和逃跑计划透露给隔壁床的人，想要留下人证。他的确是逃出去了，但是只逃到了距离军营200米的车站，就被抓了回去。

他本以为自己这么一逃，上级至少会受到惩治，没想到上级一口咬定他是“倒卖军用品”。

他身上有一些汽车轮胎气门芯和火花塞，这是部队汽车驾驶员身上必有的东西，姜思章却因此被捕，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最后被投入监狱，坐了三年的牢。

就是在监狱之中，姜思章认识了任先生，和任先生相处了3个月。

这三个月让姜思章成长了很多，他也看到任先生一遍一遍给台湾的兄嫂写信，他临死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见到他们一面，似乎还有遗言想要交代。

但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都没有收到兄嫂的来信。

年轻气盛的姜思章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作世态炎凉，也不再去做无谓的抗争，静下心等待着翻身的机会。

苦涩无果的爱情

按照监狱的规矩，犯人入狱半年之后可以保到监外服劳役，但一定要找人作保。

姜思章认识一名姓万的校长，请他为自己做保，他就去学校做了校工。

校工做的都是学校里面又脏又累的活儿，没有薪水，还会被人看不起。姜思章忍受着屈辱，一直用任先生的话提醒自己。

姜思章从前在初中的时候学过手风琴，在学校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外，还会为学生演唱表演伴奏。他也下定决心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开始练习写作，还向报刊投稿。

没想到就是这样“戴罪”的姜思章，还引起了学校里年轻教师的好感。

1956年，学校来了一批刚刚从高职毕业的年轻老师，其中有一位女老师叫作刘美良，和姜思章很合得来。

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一起打乒乓球、唱歌、看戏，度过了一段很幸福的时光。

当时他们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可因为身份悬殊，已经在学校里遭到了各种非议。

女教师宿舍只有刘老师一个人在，刘老师和姜思章聊天的时候被另一位好事的老师看见，学校里就传出了刘老师和校工恋爱的绯闻。

这个消息不仅影响了刘老师的声誉，也意味着姜思章根本没有安心改造，他要被送回监狱继续坐牢。

万校长找到姜思章谈话，希望他提前做好坐牢准备。

奇怪的是，几天之后，万校长把他喊过来，他没有把事情做绝，而是把姜思章介绍到冈山二高空军子弟学校，在那里继续进行劳动改造。

姜思章对万校长感恩戴德，但心中一直存着一个疑虑。

两年之后，姜思章假释期满了，回到了原来的小学等待“复补”军役。因为兵员严重不足，姜思章这种判了7年以下星期的犯人，还是要回到部队继续当兵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姜思章听闻刘老师和万校长关系暧昧。

万校长的夫人庞女士邀请姜思章来家中吃饭，说是要为他践行，没想到刘老师听说后也过来了，也说要为姜思章送行。

万夫人当着姜思章的面指着刘老师骂了起来，数落她种种令人“不齿”的行径。

联想到之前万校长突然心软放他一马，他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什么。

怀着复杂的心情，他把刘老师送到了教师宿舍门口，正在尴尬的时候，刘老师突然对他说：“姜先生，你我都还年轻，应该各自努力，闯出一片天地，如果有缘我们以后再聚。”

刘老师发誓自己会辞去教职，准备考大学深造。姜思章也下定了决心，他想和刘老师一样考上大学。

姜思章被安排到了空军高炮部队，他开始不惜一切代价读书，到了晚上，就是蹲在厕所，或者路灯下面，都要继续学下去。

因为曾经坐牢的经历，他没有办法再往上考“军官”，在朋友的提醒之下，他伪造了一张上海某高中的假毕业证，准备考军校。

第一次考军校，成绩还行，但录取到了政治系，他不喜欢政治，进了军校之后想尽办法，每天到琴房苦练，最后通过了严格的转系考试，如愿转入了音乐系。

这一年姜思章23岁，他急不可耐地寻找19岁的刘老师，想要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她。

姜思章通过熟悉的人四处打听，最后才知道刘老师已经大学毕业，在高雄鼓山国民中学任教。

当他来到鼓山国民中学，刘老师显得很平静，没有一点点惊喜。后来刘老师将姜思章带回了自己家，向姜思章介绍了自己的丈夫。

姜思章从没有谈过恋爱，对爱情实际上一无所知，他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年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刘老师的丈夫热情邀请姜思章留下来吃饭，姜思章却像逃跑一样告辞离开。

从此以后几十年，姜思章都不敢去打听刘老师的消息。

一直到1997年1月30日，姜思章在看报纸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则高雄的新闻：鼓山中学女教师刘美良罹患癌症届退，将300万新台币积蓄捐出作为学生的奖学金。

1999年，姜思章写回忆录的时候写到了刘老师，多年的伤疤被揭开，再度陷入了痛苦之中。

他给高雄鼓山中学打了一个电话，才知道刘老师已经去世了。

这段爱情对于姜思章来说弥足珍贵，却如鲠在喉，什么都说不出来，他甚至不知道刘老师对他的感情是否也像他一样热烈过……

回家，一定要回家

台湾的一切，对于姜思章来说就像是一团混乱的噩梦，他隐忍许久，终于以上尉军衔退役，当上一名中学音乐老师。

他好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又好像依旧一无所有。

1950年父亲写给他的信，他像珍宝一样带在身边，后因为入狱，这封信被没收后不知所踪。

从此以后，姜思章感觉自己就像是浮萍一样，一直在漂泊。

1978年，姜思章终于通过一位老同学在香港的亲戚，给30年前老家的地址寄了一封信。他生怕父母已经离世了，所以写的是弟弟的名字。

没想到信件真的寄过去了，老家的回信也很快送了回来。

知晓父母还健在，姜思章无论如何都想回家。

他想起任先生的话，和妻子商量着一定要计划周密，偷偷回去。

他联系上了一位香港的好友陈女士，在陈女士的帮助之下，以“探亲”为由来到香港，再从香港辗转前往广州。

从办理香港探亲开始，姜思章就遇到重重困难，但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他回家。

19年8月12日上午，姜思章终于坐上了由澳门前往广州的巴士，他给妻子打了个电话：“今晚我要去太平山顶了。”

这是他和妻子约好的暗号。

车辆来到珠海拱北海关之时，乘客被要求下来检查。姜思章被单独喊出来，带到一个“台胞接待室”，工作人员将一张“台湾同胞旅行证”贴到他的证件背面，突然对他说了一句话：“返回香港之后，可以撕掉，这样回台湾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了。”

就是因为这句悄悄的叮嘱，让姜思章的心特别温暖，他能感受到大陆对台湾老兵的理解和照顾，这和在台湾完全不同。

姜思章从广州飞往上海，到达上海又赶紧乘坐最后一班开往宁波的火车，他在旅行社拨通了大妹的电话，大妹听到他的声音就大哭起来。

姜思章终于见到了年迈的父母，兄弟姐妹8人终于聚到了一起，一大家子在岱山摆宴席庆祝，三代人坐了满满三大桌子。

而让姜思章心酸的是，周边失去孩子的老人家，纷纷赶了过来，向姜思章打听自己孩子的情况。

姜思章只恨自己知道得太少，回到台湾之后他一一寻找着这些同乡，带回他们父母和家人的问候。

从此以后，姜思章像变了一个人，他走上台湾街头公开抗争，带着老兵进行返乡运动。

“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成立之后，姜思章起草了几份传单——《我们已经沉默了四十年》、《想回家，怎么办？》、《条条大路通故乡——回家之路怎么走》……每一份传单都引起了台湾老兵的共鸣。

他知道前路凶险，为了为妻儿保留财产，他甚至要和妻子离婚，他是抱着随时可能被枪毙的决心走上街头抗议。

1987年6月28日，5万台湾老兵聚在台北市金化中学大礼堂内外散发传单，万人一同歌唱《母亲你在何方》。

姜思章被人大骂“阴谋分子”，甚至被人殴打，他从不退缩。

为了回家，这些老兵们手持“母亲啊，我真想您”、“捉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的木牌和布条，一次次反抗着。

迫于舆论压力，蒋经国终于宣布考虑放开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

姜思章老了，他其实依旧和少年时一样固执。

他每年在台湾和岱山之间来回，但他不打算回岱山，他说要留在台湾继续和“台独”斗下去。

他的女儿嫁给了美国人，作为岳父，他要求女婿把公司的业务从亚洲其他地区全部挪到大陆去。

他恨日本人，一次在日本开会，忍着半天饥饿都不在日本机场自己掏钱吃饭，他说至少不让日本人再多赚我们一分钱。

他去北京参加“海峡两岸搞演习研讨会”，还去井冈山和延安老区参观旅游，他很敬佩毛泽东，在台北大街上，他就背着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

姜思章的一生，有着太多太多的遗憾，遗憾的少年，遗憾的爱情，遗憾的友谊……但至少，现在的他是无悔的，从14岁登上海轮的那一天起，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心安过。

如果当年他逃过一劫，他或许可以在家人的守护之下成家立业，可命运已经走向岔路，他直到晚年才明白，那些让他痛苦到失眠的日日夜夜，是上天给予他的考验和使命。